赵东来身体前倾，手指也不敲桌子了：“说具体点，你觉得下一步该怎么走？需要什么支持？”

祁同伟放下笔，语气更加务实：“我建议组成一个临时的数据分析小组。第一，立即通过紧急协查渠道，向涉及的第三方支付平台公司总部，请求最高权限的技术支持，不是调取某一笔交易，而是要求提供符合特定时间、金额和流向模式的批量交易数据包及其相关操作日志。

第二，协调网安部门，对已掌握的嫌疑人可能使用的网络虚拟身份（邮箱、即时通讯账号等）进行深度关联分析，重点不是内容（内容可能加密），而是其登录地点、关联设备、社交网络图谱。

第三，第三，将资金异常流动的‘时间戳’与这些虚拟身份的‘活跃时间戳’进行大数据碰撞，寻找重合点和规律。”

他看了一眼老陈：“陈警官之前摸排的三个空壳窝点，虽然人跑了，但现场提取到的电子设备残留信息、网络接入记录，甚至discarded的SIM卡信息，都可以作为数据碰撞的源头之一。

犯罪分子再小心，只要他动用了现代通讯和金融工具，就必然在数字空间留下痕迹的集合，单个痕迹无用，但多个维度的痕迹集合交叉验证，就可能勾勒出轮廓。”

清晰、步骤明确、直指技术核心。

这不是空泛的理论，而是立刻可以转化为侦查指令的操作建议。最关键的是，这个思路跳出了原有的死胡同。

赵东来深吸一口气，猛地一拍桌子：“好！就按这个思路办！技术科、网安支队，抽调精干力量，成立联合数据研判组，老陈，你总协调，小祁……”

他看向祁同伟，眼神里已经没有了最初的审视，而是带着一种发现利器的锐利：“你作为研判组的特别顾问，全程参与！需要什么权限，我特批！我只要求一点——快！准！狠！部里只给了我们最后十天时间！”

祁同伟的公安厅实战首秀，就在这种临危受命、质疑与期望交织的复杂气氛中，拉开了帷幕。

接下来的一周，省公安厅九楼的一间临时指挥室里，灯火彻夜通明。

祁同伟几乎是住在了这里。他的角色很特殊，既是“顾问”，又是实际的数据分析主力。

那些让老侦查员头疼的十六进制日志、数据库查询语句、网络拓扑图，在他眼中仿佛自带脉络。

他带着几个技术民警，没日没夜地守着电脑。

从支付平台艰难获取来的海量脱敏数据，在他设计的筛选模型下，逐渐显现出规律。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