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上午，法理学大课。讲课的是高育良教授，政法系的招牌，也是系主任。他五十来岁，穿灰色中山装，戴金丝眼镜，说话不紧不慢，引经据典。讲到“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时，他忽然问：

“有哪位同学能谈谈，在现实司法实践中，法律条文与道德评判发生冲突时，应当如何取舍？”

底下安静了几秒。侯亮平举手了，站起来，胸脯挺得直：“我认为，法律是底线，道德是高线。司法实践应当坚守法律底线，但不能忽视道德高线的引导作用。尤其在涉及公序良俗的案件中……”

他讲了三四分钟，思路清晰，言辞流利。高育良微笑点头，等他说完，说：“侯亮平同学讲得很好，理论框架很完整。”然后话锋一转，“不过，我们学法律的，不能只停留在理论层面。有没有哪位同学，能结合具体案例谈一谈？”

底下又安静了。侯亮平还站着，脸上有点红，不是羞，是那种说了很多却像没说到点子上的窘。

祁同伟这时举手了。他没站起来，就坐在位置上，手举得不高。高育良看见他了，点点头：“那位同学，你说说。”

祁同伟开口，声音不高，但教室里每个人都听得清：

“高老师，我老家在岩台山区。前年有个案子，一个寡妇改嫁，婆家不让带走孩子，说族规不许。法院判了，孩子归母亲。判决下了，婆家带着几十号人堵在法院门口，说法院破坏风俗。法官拿着判决书，站在人群前面，手在抖。”

他顿了顿，看了一圈教室里的人：“你们说，这时候，是法律条文管用，还是道德评判管用？”

没人说话。连高育良也沉默了几秒，才问：“后来呢？”

“后来？”祁同伟脸上没什么表情，“后来法官请了乡长、族长来，开了三天会，最后孩子还是带走了，但寡妇答应每年让孩子回来上坟。婆家那边，法院给免了罚款。”

他停了停，又说：“所以我觉得，在咱们这儿，法律和道德不是谁高谁低的问题，是得找到那个都能搁下的地方。找不着，再好的条文也是一张纸。”

他说完了，坐下。教室里鸦雀无声。高育良摘下眼镜，擦了擦，又重新戴上，看着祁同伟，看了好一会儿，才说：

“这位同学，你叫什么名字？”

“祁同伟。”

“祁同伟。”高育良重复了一遍，点点头，“你刚才说的，不是书本上的话，是土地上长出来的话。很好。”

下课铃响了。高育良收拾教案，临走前又看了祁同伟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