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五点半，天刚蒙亮，街面上还静着。承恩电器的卷帘门被缓缓拉起，发出“哗啦”一声轻响。李承恩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工装裤，袖口磨出了毛边，指甲却剪得整整齐齐。他把工具箱搬到柜台边上，又从里屋端出一把小铁锹，蹲在门口的老槐树下松了松土。

昨晚埋下的那卷录音带，此刻正压在树根旁的泥土底下。他没再挖出来看，只是用脚踩实了地面，站起身拍了拍裤子上的灰。风吹过来，树叶轻轻晃动，阳光从枝叶间漏下来，在水泥地上打出几块斑驳的光点。

他转身进店，先把店里扫了一遍，连墙角的电线缝都用抹布擦了。然后从货架上取下那台防水收音机——就是吴建国来时听过的那一台。他用干布细细地擦外壳，把密封条周围的灰尘全都清理干净，再摆到柜台上最显眼的位置。旁边放了一只粗瓷杯，里面倒满了热茶，冒出淡淡的白气。

他昨夜写好的感谢信夹在账本里，封面朝下压在抽屉最上层。信不长，就三行字：“吴先生：您送来的三百元，救的是我这小店的命。人活一世，贵在有人肯信。这份情，我记着。”他没盖章，也没留日期，只签了名字。

八点多，太阳已经升得老高。街上开始有自行车铃声穿过巷口，卖豆浆的小摊支了起来，油条锅也炸上了。李承恩坐在柜台后头，手里拿着一把小螺丝刀，正在修一只坏掉的电笔。他动作很稳，焊点补得结实，手指关节微微用力时，食指第二关节的老茧蹭过金属壳，发出轻微的摩擦声。

九点四十，门外脚步声响起。吴建国来了。他还是穿那件洗得发白的的确良衬衫，袖子挽到小臂，提着那只旧公文包，边角磨出了毛边。他站在门口看了看，目光先落在收音机上，又移到桌上的热茶，最后看向李承恩。

李承恩放下手里的活儿，站起身迎上去：“您来了。”

“嗯。”吴建国点点头，走进来，把公文包放在椅子上。

李承恩没多说话，从抽屉里取出账本，抽出那封信，双手递过去：“这是我想说的。”

吴建国接过信，看了一眼，没拆开，也没放进兜里，而是顺手夹进了公文包的夹层。他坐下来，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水有点烫，他吹了两下，又喝一口。

“你这个人，做事实在。”他说，“我不爱听大话，也不信什么发财梦。我就看你这几天被人拒了四次，还能一次次上门。这种劲头，难得。”

李承恩站在一旁，低着头：“不是不怕难，是没法停。”

“我知道。”吴建国看着他，“你要是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