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恋术和qian绵等人的慷慨打赏)

一战进入1918年后，已经是最为艰难的阶段，无论英国人，法国人，还是华工和其他殖民地劳工，都饱受战争的摧残。

这样旷日持久的战事，无论是在物资上，人员的损伤，还是人的精神上都受到了极大的损害。

华工们因为没有强有力的依靠，更是无以复加地受到欺压。因为当时的中国政府软弱，在国际舞台上说话直不起腰，说的话也是人微言轻。华工们对自己不公正待遇，没有投诉之门。

就是象文祥一样，把事实的真相和调查结果，呈报给中国驻法公使馆，中国驻法公使以国书的形式照会英法当局，这样的结果往往也是成为一纸空文。

可以想象一下，英法当局本来自身就已经是麻烦不断了，每天要处理的事务可能是堆积如山，按事情的轻重缓急来排序的话，对于中国和中国人的事务，就是弄砸了也是不会出现什么严重的后果，那么在排序的时候，肯定就会往后挪，事情往往就是在这样后挪的过程中不了了之。

而作为中国人，以前是过贯了悠哉游哉的生活，清朝后期，官场是更加地黑暗，这种大老爷的官场作风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能够把公文呈交出去已经是最大的努力了，在遭到拒绝和不理睬的情况下，因为一种定式思维，认为西方人瞧不起中国人，成而没有了自信和勇气再去坚持自己的立场。这也是造成事情得不到处理的中国自身的原因。

华工们的抗争完全是一种严重欺压下的本能反抗，而这些事件到了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公文里，却变成了华工是无组织，无纪律，野蛮人和流浪汉，甚至暴徒。

而且许多的事件，华工们往往成为替罪羊的角色，一个不能发言，又处在弱势的群体，黑锅不放到你的身上，还能放到谁的身上呢。只有放到华工们的身上才最叫人省心，因为就是有怀疑，为了不让麻烦缠身，别人也是不会去追查什么的。

这些向上呈报的公文，之所以有这些指责，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因为英国和法国的华工管理者，在找借口推脱责任。这也是这些人惯用的伎俩。

如果把华工们说得一无是处，那么从意识形态上就已经断定所有事件一定是华工们惹的事。跟他们的管理好与坏扯不上关系，他们也就毫无责任可言。

他们的这些指责，完全跟市井里，村落中的妇人争吵是一种情形，妇人们都会捕风捉影地，毫无根据地用所有恶毒的词汇来诋毁对方，只要嘴里痛快，嘴巴怎么说得顺口就会怎么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