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英国和法国的华工管理者就是采取的这种妇人们的战术，他们相对于吵架的妇人还要厚颜无耻。而华工们在这样的对抗中却没有吵架妇人对手的地位，妇人们吵架，至少，两个人是可以同时相互攻击的，双方都有话语权。华工们却不能享受这种对等的能够说话和为自己辩护的话语权。

所有这些对华工的指责完全是英，法华工管理者们的一面之词。

当然，就算英，法当局给华工们这样的话语权，这样的冲突，在那样的战争环境条件下，也是要服从战争军事管理条列的，尤其是在英军的华工营。

中国的北洋政府，当时是孙中山在南方成立了军政府，各路军阀分地而据，皖系和奉系全都是虎视眈眈，就是北洋政府内部也是存在府院之争，于是他们只好求助于外部的帝国主义的帮助和扶持来扩充自己。

这样一个摇尾乞怜的政府，能期待他们在国际舞台上为华工们强烈地去争取利益吗。在一些国际的谈判和交往中最先牺牲掉的就是这些毫无话语权的华工们的利益。

华法教育会和后面到来的基督教青年会虽然在关注着华工们的处境，但这些民间组织，在政治舞台上能够起到的作用也是有限，他们主要是帮助华工们提高自身的素养，而非去为华工们在英法当局面前争取权益。

这样华工们的利益保障，就完全靠英法当局在道德范畴内去给予，在开始招募时签订的合同，在到达法国之后，很多的地方，尤其是在前线的华工，合同已经成为了一纸空文。

文祥在给华工们维权的时候，就常常处于一种两难的尴尬的境地，向英法当局和中国驻法公使馆递交的调查材料，往往都是如沉大海，没有了回音。如果事情没有得到解决，不知真相的华工们，就认为你没有或是压根就没有去为他们办事，他们看你的目光就会带有怀疑的态度。

在一个被炒得沸沸扬扬的华工偷铁路公司的煤炭的事件中，文祥前往调查，开始华工们看到文祥的到来，就好像看到救星一样，纷纷向文祥反映情况。事件的真相是这样的，由于管理华工的部门，没有提供燃料给华工连，华工们要做饭，总不能空手就能生出一堆火来，于是，华工们也不能坐以待毙，就自己去寻找燃料，看到铁路公司的煤放在那里，就挑来做饭。

管理华工的部门，为了掩盖自己的过失，在报告中就没有提及燃料提供的事，只把单纯的华工偷煤事件给呈报上去，并且大势地渲染，在这个事件中，华工就变成了行径卑劣的小偷。

满是委屈的华工就受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