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后，林缺坐上了去东莞的绿皮火车。

硬座，十四个小时，票价一百七十三块。他背包里装着他所有的家当：秘录、桃木令牌、一沓黄符纸（大约四十张，其中画好的成品符有二十一张）、狼毫笔两管、朱砂一包、摄魂铃一只、赶尸竿一根（可伸缩，收起来大概六十公分，拉开有一米八）、换洗衣服一套、压缩饼干十包、泡面六桶、充电宝两个（一个两万毫安，一个一万毫安，加起来够他的碎屏手机撑三四天）。

还有一个手机支架。十九块九包邮的那种，塑料的，看起来不太结实。

他在火车上没怎么睡觉。不是因为兴奋，是因为硬座车厢实在是太吵了。对面坐着一个带孩子的妇女，孩子一直在哭；斜对面坐着两个喝啤酒的男人，从上车喝到下车，越喝嗓门越大；身后还有一个外放刷短视频的，同一个BGM循环了四个小时。

林缺把卫衣的帽子扣在头上，靠在椅背上，闭着眼睛假寐。他的手在口袋里攥着桃木令牌，令牌的温度比他的体温高一点，像是有什么东西在里面缓慢地燃烧。

他在想他爹。

三年前他爹最后一次出门的时候，也是坐的火车。林守山不喜欢坐飞机，说“在天上飘着不踏实”，也不喜欢坐高铁，说“太快了看不清路上的风景”。他每次都坐绿皮火车，硬座，十四个小时，和现在的林缺一模一样。

林缺不知道他爹那次坐火车的时候在想什么。是像他一样在担心钱不够用？还是在担心即将面对的客户？还是在想——家里那个打游戏都不抬头看他的儿子，会不会在他走后好好吃饭？

他大概不会想这些。林守山这个人，像一块石头，硬邦邦的，没什么表情，也没什么话。林缺小时候摔破了膝盖，血顺着小腿流下来，他爹看了一眼，说“自己包一下”，然后转身进了屋。过了一会儿林缺才发现桌上多了一卷绷带和一管药膏——他爹不知道什么时候从柜子里翻出来的，放在那里，什么话都没说。

林缺到现在都不知道他爹到底是不会表达感情，还是觉得表达感情没必要。

火车在第二天早上七点到达东莞东站。林缺背着包走出车站，迎面扑来的是一股湿热的气味——东莞的春天比湘西闷多了，空气里像是泡着水，呼吸都黏糊糊的。

他在出站口看到一个举着牌子的中年男人。牌子上写着“接林先生”，字写得歪歪扭扭的，用的是一张A4纸和一根马克笔，纸的边缘被汗水洇湿了。

林缺走过去，说：“我是林缺。”

中年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