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腊月二十三，小年。

陈阳躺在病床上，浑浊的眼珠艰难地转向窗外。金陵城飘着细雪，楼下有孩子放鞭炮，噼里啪啦的声响像极了那年夏天的雨——不对，是那年夏天的知了叫声太吵，吵得他没听见她的哭声。

“陈总，该吃药了。”护工推门进来。

他摆摆手，护工便知趣地退出去。

活了八十七年，陈阳什么都看淡了。钱，他有的是；房子，全国各地都有；孙子孙女，一大家子。可每到过年，他就想起一个人。

杨冀川。

这个名字在他心里压了六十年，像一块生了根的石头，拔不出来，也化不掉。

1968年，他二十二岁，在青石村当农民。那年夏天，他喝了二两红薯干酿的土酒，糊里糊涂做了那件混账事。第二天醒来，杨冀川蜷在草堆里，眼眶红着，一句话没说就走了。

他怕了。那时候他怕坐牢，怕被批斗，怕在村里抬不起头。她托人来问，他装傻；她亲自来找，他躲着。三个月后，杨冀川办回城的手续批下来，回了金陵。

第二年春天，他听说她吃安眠药自杀了。

没人知道为什么。只有他知道。

后来他发达了，当老板，做房地产，捐款建学校。他给金陵的好几所中学捐过款，只因为那些学校门口，总有穿蓝布衫的女学生骑着自行车经过，辫子在风里一甩一甩的。

像她。

“咳咳咳——”陈阳剧烈地咳嗽起来，护工又推门进来，这次带了医生。

他闭上眼睛，耳边是仪器的滴滴声。恍惚间，他听见有人在喊：“陈阳！陈阳你醒醒！”

是她的声音。

六十年了，他怎么还记得这么清楚？

“陈阳！陈阳你醒醒！”

陈阳猛地睁开眼。

入目的不是医院的白墙，而是发黑的木梁和糊着旧报纸的土墙。一股熟悉的柴火味钻进鼻子里，灶膛里烧着秫秸，噼啪作响。

“发烧说胡话，烧了一宿，可把人吓死了。”一个中年妇女的脸凑过来，伸手摸他的额头，“嗯，退烧了。饿不？锅里给你留着红薯糊糊。”

陈阳瞪着眼睛，整个人像被雷劈了一样。

这是……他娘？

他娘不是1985年就去世了吗？

“娘？”他张嘴，嗓子像砂纸一样哑。

“哎，可算清醒了。”他娘转身去灶台盛糊糊，背影利落，头发还是黑的，围裙上打着补丁。

陈阳慢慢坐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