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后，赵东、孙磊、李明，三个人背着行李，站在研究室门口。都年轻，最大的孙磊也就三十出头。穿着便服，但腰杆笔直，眼神里有股劲儿。

祁同伟没搞欢迎会，就指着屋里三张空桌子：“那是你们的位子。电脑已经配好了，权限开到了部里能给的最高级。这一周，任务只有一个——把过去三年所有涉及虚拟货币、暗网交易、跨境资金异常流转的已决、未决案卷，全部看完，做出摘要，找出共性漏洞和侦查盲区。看不完，不准下班。”

话冷，没温度。三个人互相看了一眼，没吭声，放下包就开工。

接下来一周，研究室成了不夜城。灯亮到后半夜，键盘敲击声几乎没停过。祁同伟也陪着，他坐在自己位子上，看文件，写东西，偶尔起身，走到某个人身后，看两眼屏幕，点一句：“这个跳转模式，和2015年‘海鸥案’里的第二层清洗手法像，你可以对比一下。”

点到即止，不说破。被点的人，眼神先是一愣，然后猛地亮起来，像夜里突然擦亮的火柴。

一周后，周五晚上，祁同伟把三个人叫到白板前。

“看完了，说说。”他说，手里转着一支红色马克笔。

赵东先开口，有点紧张，但条理清晰：“技术层面，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取证难。区块链地址是匿名的，混币服务、跨链桥接这些技术，让资金追溯像在迷宫里找一根针。现有的电子证据规则，对链上数据的合法性认定，各地法院标准不一。”

孙磊接着，声音沉稳：“侦查指挥上，各地方各自为战，情报共享滞后。往往A省发现了入口，B省找到了中转，C省盯着出口，但信息不通，抓不住整体脉络。国际协作就更难，司法互助协议流程长，等批下来，钱早就转没了。”

李明最后，带着点书卷气，但切中要害：“涉外环节，语言和文化隔阂是次要的，主要是不信任。各国对虚拟资产的监管态度差异太大，有的视为财产，有的视为商品，有的根本不认。协作基础薄弱，很多时候靠个人关系，不稳定。”

祁同伟听着，没打断。等三个人说完，他走到白板前，拿起笔，画了一个大圈。

“你们说的，都对。但都是‘问题’。”他笔尖在圈里点了一下，“我们现在要做的，不是重复问题，是解决问题。”

他看向赵东：“取证难？难在哪里？难在技术门槛高，基层办案人员不懂。你能不能搞出一个傻瓜式的、一线民警也能操作的‘虚拟货币资金流向初步分析工具’？不用太深，能快速筛查出异常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