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煜林是三天后才从红光无线电厂的周工那里，得知“红星电子生产互助合作社”的消息的。

周工打电话来，语气里带着愤懑和焦急：“谢工，您听说了吗？就我们厂旁边那个快黄了的红旗厂，不知道怎么搭上了线，要搞什么‘合作社’，还拉上了港商！街道都出面支持了，架势不小！他们要是搞成了，把这片区的电子装配订单都揽过去，我们厂就更没活路了！我们厂长这几天急得嘴角起泡，也琢磨着想去找门路，可……”

谢煜林握着话筒，眼神沉静。他没想到，易中海、阎埠贵他们的手，会伸到这里，而且动作这么快，直接与陈伯滔的恒通电子勾连上了。这不仅仅是对他潜在合作对象的挤压，更是一种信号——那些旧时代的“聪明人”，正在试图用他们熟悉的“关系”和“互助”模式，抢占新时代最初的红利，并且不介意与外来资本合作。

“我知道了，周工，谢谢你告诉我。”谢煜林的声音听不出波澜，“你们厂长如果想聊聊，可以随时过来。我们这边也有些想法，或许可以一起探讨。”

挂了电话，他走到窗前。秋意渐浓，窗外的梧桐叶子开始泛黄。事情变得复杂了，但也更清晰了。这不再是单纯的技术路线或商业模式的竞争，而是新旧观念、不同资源整合方式的碰撞。

他没有立刻采取行动去阻止或对抗那个“合作社”。一是阻止不了，街道出面、港商有意，这是符合当前政策风向的“典型”，硬碰不明智。二是……他隐隐觉得，以易中海他们那种根深蒂固的思维和行事方式，与陈伯滔那样精于算计的港商合作，未必真能一帆风顺。这里面有太多的利益纠葛和认知差异，不出问题才是奇迹。

他决定按自己的节奏走。沈青山提供的“新兴集体企业试点”线索，是条更规范、也更考验内功的路。他需要先把自己这边的基础打牢。

接下来的几天，他闭门不出，带领核心团队完善“勤学者”录音机的设计方案和生产工艺规划，同时开始草拟与晨光机械修配社进行“股份制合作试点”的详细方案。技术细节、股权设置、管理架构、风险分担、利润分配……每一个条款都反复推敲。他还让小王通过各种渠道，搜集国内外关于录音机专利的公开信息，尤其是恒通产品可能涉及的技术领域，哪怕只是皮毛，也要先有个概念。

就在他全心投入筹备时，一个意外的访客敲响了他办公室的门。

来人是街道司法所的调解员，姓孙，一个四十多岁、面容和善但眼神精明的女同志。她不是一个人来的，旁边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