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还在下，陈砚舟的鞋底踩过青石板上的积水，脚步没停。他进了官署后院，湿透的袍角在门槛上蹭出一道泥痕。屋里没人点灯，晨光从窗纸透进来，照见桌上那本《河工实录》草稿，边角被雨水洇得微微发皱。

他把外袍脱了搭在椅背，走到墙边拉开暗格，取出一套空白粗纸册子。这纸是市井里最常用的记账本，封面还留着前主人画的歪斜墨线，像是哪家私塾学生随手用剩的。他不讲究，就用这个。

“来人。”他声音不高，但稳。

账房先生应声进门，手里抱着一摞原始账册副本，封皮盖着工部稽核印。他年纪四十上下，脸窄鼻高，常年拨算盘的手指关节粗大，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墨灰。他站定，低头等吩咐。

“把这些，”陈砚舟指着桌上的空本子，“全抄一遍。”

账房先生抬眼：“大人，这些不是已经归档？”

“不是抄给上司看的。”陈砚舟翻开一页，笔尖点着纸面，“是给西市口卖炊饼的老王、拉车的刘三、领冬衣的张寡妇看的。他们不认‘经制银’‘耗羡平余’，你得写成‘六月十二，拨银三千两修南堤，买石头两千车，八百个工人当天结钱，名单在这儿’。”

账房先生愣了下，随即点头：“我懂了。白话记，一条一条列清楚。”

“对。”陈砚舟把草本推过去，“照这个格式来。每一笔支出，每一段堤坝，每一个领粮人姓名，都得有据可查。不能跳，不能省。”

账房先生坐下，抖开袖子开始理册子。他先翻工部底账，再对仓口签押单，嘴里默念数字，时不时用铅条在纸上划拉几下验算。陈砚舟没催，自己坐在旁边磨墨，一支笔蘸了又蘸，写了几个字又涂掉，最后写下一张告示：

“永昌七年赈灾与河工账目，三日后午后于西市口设台公示。百姓可亲至查验，凡有疑问，当场答复。”

他吹干墨迹，折好递给账房：“印五百份，今天晚上去贴。别贴衙门口，贴茶馆、米行、码头、义仓外墙。小孩都能念的那种地方。”

账房接过，看了眼内容，问：“真要当众查？万一有人闹事……”

“那就让他闹。”陈砚舟说，“他能说出哪一笔不对，我当场改。说不出来，只是骂，那也由他。嘴长在他身上，但我账在这儿。”

账房没再问，低头继续抄。

太阳慢慢爬上来，照进屋子半截。两人谁也没说话，只有笔尖划纸和算珠轻响。中途有人送饭，陈砚舟动都没动，账房啃了两个馒头，手还是没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