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这通商，不过是一件小事，不能激化矛盾，只要不壮大潜在的敌人就行，比如铁器与铜钱，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不得罪人，以免将来授人以柄。

“薛大人此言毫无远见之明，丁亥之变（指1227年蒙攻宋关外五州）刚过不过半年时日，难到薛大人却愿意与北虏暗通款项，此举无异于助蒙灭金也。臣不敢苟同此论。”葛洪反对道，“元佑二年（1087），翰林学士苏轼曾言与夏人和市事，执政大臣谋之不深，因中国厌兵，遂纳其使，每一使至，赐予、贸易，无虑和绢五万余匹。归鬻之其民，匹五六千，民大悦。夏人未感我皇宋陛下之恩德，反而对夏贼之主感恩戴德，饱而思奋，轻犯边陲。此前车可鉴也！”

宋朝朝野不管是政敌还是同盟，均认为蒙古是国家地潜在敌人，争论地落脚点其实就是如何才是对大宋朝最有利的问题。比如嘉定年间，蒙古攻金，宋国朝臣是否按往例给金岁币的问题上就有过争执，一方认为应该趁机断绝与金国的不平等关系，甚至利用这节省地岁币来强军，另一方包括史弥远却认为金国虽是大宋地仇敌，但在蒙古兴起的情况下却是宋国地屏障，为防止“唇亡齿寒之辙可覆，宜姑与币，使得拒鞑”。于是，在金国被迫迁都的第二年，即嘉定八年（1215）三月，派丁、侯忠信赴金贺长春节，向金宣宗转达宋宁宗“请减岁币如大定例”的愿望。但被金宣宗“以本自称贺，不宜别有所祈请”为由加以回绝。于是南宋政府便托辞槽渠干涸，运输不便，断绝了岁币。最终金宋两国从淮东到陇右长数千里地国境线上，全面爆发了战争，这不仅让宋国很受伤甚至有委屈之感，也耗费掉了金国大量的精兵与国力，并且金国在军事上并未得到多少便宜，也阵亡数位抗蒙名将。

今天也一样，赵昀听了两方的话，不知如何是好，他的目光投向丞相史弥远。

“史卿家，卿以为如何呢？”赵昀探询道。

史弥远心说这关键时候还要看我老史地，他略思考了一番道：

“葛大人所言也是谋国之言，薛大人也是一番苦心。但依臣所观，诸位臣僚恐怕忘了，那贺兰国王在国书中不仅乞请用马换我大宋物产，还说榷场设在河陇。如此，一则我朝枢院可以获得西北良马，我朝缺马，百年前每匹价不过四五十缗，时至今日，马价已达三四百缗，故官军多为步军，一军骑乘不过一二十匹。然蒙鞑兵势大，不过是恃北方之马力就中国之技巧耳。二则，因贸易在彼境进行，我朝不虞有虏人奸细乘机入我关内刺探军情或作乱之忧也，反之，我边关则可遣人扮作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