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反对子孙后代为奴的反动契约。

一旦被葛沽买下的奴隶，均能够通过劳动，为自己赎身之后，子孙后代同样是自由民。

事实上，剥削奴隶一时爽，但是长久而言极大的束缚了人口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力。所以，购买奴隶让其通过劳动给自己赎身，再用支付工钱的方式雇佣，反而更有效率。

听闻将岸接受奴隶抵钱，商人殷勤介绍道：“大人，小人在河间府建个了庄子，庄子很小只有两万亩地，却养着5000多名奴隶。这次小人应支付的货款是25万两银子，小人愿意用这批奴隶抵债。”

“小人在天津庄子里面就有1000多奴隶！”

“鄙人也有700多奴隶，女奴数量不少，原本是准备卖到江南的上等货”

商人们争相的彰显，自己的实力。

为了利益，他们可以将国人当做货物贩卖。

为了利益，大明的商人也贩卖粮草、铁器给鞑子。同时为鞑子销赃的，也正是大明的一些商人。

将岸忽然想到了国师大人《资本论》中的描述——

“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象自然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走私和贩卖奴隶就是证明。”

在过去对于这种描述，将岸感触还不深。但是，此时将岸越发感觉，这似乎是一本预言书，揭示了未来资本的发展，会带来什么。

事实上，这些天津的粮食商人还算比较有底线的了，毕竟他们从事的奴隶贩卖，都是签署合同，属于法律允许的范畴。

真正已经失去底线的是山西商人，其中以王登库、靳良玉、范永斗、王大宇、梁家宾、田生兰、翟堂、黄永发等等山西商人为例。明末时期，这些山西商人是特许在九边地区，以及蒙古等地进行贸易。其中，给明朝边军贩运军粮，应该是他们的主业。因此，明政府给予他们大量的政策优惠。

不过，这些山西商人一面因为大明官府的政策赚取了大量利润，却为了赚更多暴利而私通鞑子。崇祯年间，鞑子数次入关杀人放火，屠杀百万子民。山西商人一面向鞑子卖军粮、物资，一面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