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层的空气是凝滞的、有毒的厚重。不是第五层那种污水和化学品的混合气味，而是更尖锐的、金属烧熔和酸液挥发的气味，混杂着某种生物质腐败的甜腻。天空在这里被高耸的烟囱和管道遮蔽，只有缝隙透下灰蒙蒙的天光，分不清是清晨还是黄昏。

隼、米拉和艾拉伪装成一家三口——失业的工人带着生病的妻子和孩子，去第六层投靠亲戚。维拉给他们准备了全套假证件，衣服是故意做旧的工装，脸上抹了灰，看起来和第六层其他居民没什么两样。

他们乘坐的是货运电梯，那种巨大的、敞开的、用来运输工业材料的升降平台。平台上挤满了人，大多是第六层的合同工，面容麻木，眼神空洞。没人说话，只有电梯下降时钢缆摩擦的刺耳噪音。

艾拉被米拉用背带固定在胸前，脸埋在姐姐肩头，躲避污浊的空气。隼站在她们外侧，用身体挡住拥挤的人流。他的左臂伤口还在疼，但维拉给的止痛药起了作用，至少能忍受。

电梯下降了三分钟，终于到达第六层平台。闸门打开，人群涌出，像污水流入更大的池子。

第六层没有街道，只有通道。宽大的、混凝土浇筑的通道，两侧是高墙，墙上布满管道和线槽。头顶是更低矮的穹顶，每隔五十米有一盏昏暗的钠灯，投下病态的黄色光晕。通道里穿梭着载重卡车、叉车，还有步行的人流，所有人都有明确的目的地，没人停留。

“废料处理中心在西区，步行四十分钟。”米拉压低声音说。她在第六层工作过两年，熟悉这里的布局。

他们跟着人流向西移动。路上，隼观察着周围。第六层的居民有一种独特的疲惫感——不是体力上的，而是精神上的磨损。他们走路时低着头，肩膀内扣，避免与他人目光接触。这是一种长期生活在压抑环境中养成的自我保护姿态。

每隔几百米就有监控摄像头，但很多已经损坏，或者镜头蒙着厚厚的污垢。监察署在第六层的存在感比上层弱，这里的控制更多依靠工厂保安和本地帮派。

走了半小时，他们经过一个大型交叉口。这里有个简陋的市场，摊贩在地上铺块布，卖着各种可疑的东西：翻修的电子零件、过期食品、自制刀具，还有一些用透明袋子装着的彩色药片。

一个摊主盯着隼看了几秒，眼神里有评估的意味。隼移开目光，但手已经摸到腰间——那里藏着维拉给的一把短刀。

“别对视，”米拉轻声说，“这里的人很敏感，对视可能被当成挑衅。”

他们加快脚步，穿过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