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架构师”总结道：“一期实验验证了基础模型的可行性。现在，我提议启动‘二期实验：定向共振与行为引导’。目标不再是泛泛的情绪影响，而是尝试对特定目标人群（如‘梦旅人’这类高敏感者，或具有特定心理创伤背景的群体）进行更精准的、持续的‘信息投送’，观察其认知、情绪乃至行为模式的长期变化，并尝试在可控范围内，诱导其完成简单的、预设的‘象征性行为’。”

“象征性行为？”一位成员问。

“比如，”架构师举例，“让目标在无意识驱使下，前往某个与‘种子’内容相关的特定地点；或者，在梦境或清醒状态下，绘制出我们提供的某个符号变体；甚至，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特定内容的帖子，成为我们‘种子’传播网络的新节点。行为本身无害，但可以验证我们的引导能力。”

这已经接近于精神操控的范畴了！沈星河心中警铃大作。他必须反对，但必须用符合“研究者”身份的方式。

“架构师，”沈星河斟酌着开口，“二期实验的设想很有突破性。但伦理风险也急剧升高。‘定向共振’和‘行为引导’的边界非常模糊，一旦失控，可能对目标个体造成真实的心理伤害，甚至引发不可预知的后果。我们是否需要更严格的伦理审查和风险控制机制？比如，确保目标的事先知情和同意？”

“架构师”看向沈星河，眼神深邃：“‘回响’，你的谨慎是对的。伦理是我们必须坚守的底线。但真正的突破，往往伴随着风险。我们当然会设立更严格的控制组、退出机制和事后心理支持。但‘知情同意’在这个阶段很难实现，因为一旦知情，实验的‘自然性’和‘真实性’就会被破坏。我们需要在‘最小伤害原则’和‘科学价值原则’之间寻找平衡。”

他的话语看似合理，实则将科学探索置于个体权益之上。其他成员大多点头表示理解或支持，只有吴博士微微皱眉，但未出声反对。

“那么，表决吧。”“架构师”说，“同意启动二期实验‘定向共振与行为引导’前期筹备的，请举手。”

除了沈星河和吴博士犹豫了一下，其他六人（包括架构师自己）都举起了手。

“多数通过。”架构师宣布，“接下来，分配任务。李深、魏知远，负责优化‘种子’的精准投放技术和隐蔽性。陈工，完善预测模型，筛选潜在高敏感目标。吴博士，评估神经调控技术结合的可行性方案。‘回响’……”

他看向沈星河：“你负责‘梦旅人’这个现成的深度案例的持续观察和温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