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来自旧观念、旧势力的不理解甚至阻挠；谈到风险防范时，则会以“某些急于求成的技术引进案例”为例，暗示可能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和潜在陷阱。通篇不提具体人名和官司，但明眼人一听，就能明白所指。

交流会在一种相对轻松但专业的氛围中进行。来的记者和学者都对谢煜林提出的观点表现出浓厚兴趣，特别是他关于“以我为主进行技术消化，避免落入引进-落后-再引进怪圈”的论述，引发了热烈讨论。一位《经济参考报》的资深记者甚至在会后私下对谢煜林说：“谢工，你这些想法很实在，也很有前瞻性。现在有些人啊，一提到开放引进，就恨不得什么都搬进来，却不想想搬进来以后怎么办。你这个‘主动权’的提法，应该让更多人听到。”

谢煜林知道，这只是第一步。要让这些声音形成影响力，还需要发酵。

就在交流会后的第二天，李律师带来了两个消息。一是查到了那个代理律师的一些背景，此人确实名声不佳，擅长鼓动当事人进行一些“碰瓷式”诉讼，常与一些街道调解员有来往，但专业能力稀松。二是报社那边，接到律师声明后态度暧昧，既不同意立刻澄清，也没说完全不理会，似乎在观望。

“看来，背后确实有人指使，而且能量不小。”李律师在电话里说，“不过，这种躲在暗处煽风点火的做法，也说明他们心虚，不敢正面摆事实讲道理。”

谢煜林同意这个判断。同时，他也让小王将交流会讨论的一些核心观点，整理成一份内参性质的简报，通过吴老（研究所领导）和沈青山可能的人脉渠道，向一些关注经济科技改革的内部刊物投稿。不求立刻发表，至少要留下痕迹，表明存在不同的声音和思考。

然而，舆论的风向转变，有时需要契机。

这个契机，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到来了。

那天下午，红光无线电厂的周工突然火急火燎地跑来，脸色铁青，手里攥着一份皱巴巴的合同草案复印件。

“谢工！出事了！我们厂长……我们厂长差点被坑死！”周工一进门就喊，声音都在发抖。

谢煜林让他坐下慢慢说。原来，红旗厂那个“红星电子生产互助合作社”，在街道和易中海等人“顾问”的撮合下，与恒通电子真的达成了初步合作意向。恒通答应提供散件和技术指导，合作社负责组装，产品由恒通包销。王富贵厂长喜不自胜，觉得抱上了金大腿，对易中海等人更是言听计从。

然而，在签署正式合同前，王富贵多了个心眼，托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