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承恩的手指仍停在那张棉布调拨记录的边角上，镇纸压得稳稳的。风停了，院子里安静得能听见远处巷口卖豆腐的梆子声。他没有抬头，只是用拇指轻轻摩挲着食指第二关节的老茧，一下，又一下。那份未拆的材料被他缓缓推到桌面正中央，像一枚尚未落下的棋子。

岑晚月站在桌旁，收音机还握在手里。她低头看了眼机器上的按键，指尖从“录音”滑至“停止”，再轻轻按下“关闭”。金属外壳在阳光下泛着旧灰白的光，与她身上的绿军装颜色相近。她没有看李建军，也没有看被按在墙边的两个壮汉，只是将收音机放进帆布包，拉好拉链，随后把包递给身旁一位穿蓝布衫的老职工。

“您帮我拿着。”她的声音不高，也不低。

那人愣了一下，伸手接过，点了点头。

她向前迈了一步，鞋底踩在青石板上，发出轻微声响。人群的目光随着她移动，原本低声议论的几户人家也闭了嘴。刘老头拄着拐杖未动，孙师傅捏着烟袋的手停在半空，张华美抱着孩子，下巴微微抬起，眼睛紧紧盯着她。

岑晚月站上了临时搭起的矮台。那是几块木板拼成的，原是用来晾晒被褥，如今铺了张旧报纸。她站定后，并未立即开口，而是环视四周。她的目光扫过每一张脸——有熟悉的，也有平日见了就绕道走的；有刚才喊着要报警的，也有曾替李国栋说过话的。她看清了谁在躲闪，谁在低头，谁咬着嘴唇，谁攥紧了拳头。

等所有人都安静下来，她才开口：“刚才有人说，凭几张纸不能定一个人的罪。”

她顿了顿，声音沉了几分：“那我今天就不用纸，只用嘴，讲讲他们干过的那些事。”

话音落下，无人应答。连风吹树叶的声音都清晰可闻。

“先说李国栋。”她语气平稳，却如刀锋缓缓划开布面，“他在厂里当会计十年，年年报亏损，可他家年年添新物件。去年冬天，他儿子结婚，一口气批了三条彩电指标，别人排半年都轮不上。孙师傅的老婆病了，要买药，差五块钱报销，他说‘不符合规定’，就把人开了。可他自己去百货大楼买收音机，竟能掏出整条凤凰牌香烟送给柜员。”

她说到这儿，孙师傅猛地一拍大腿：“对！就是那天！我还问他借火点烟，他背着手走了！”

“不止这个。”岑晚月继续道，“棉布调拨单上的签名是他写的，可领布的工人根本没见过布。咱们院里的王桂兰，为了给孩子做件新衣裳，排了三天队，最后拿到手的是半匹发霉的次品。她去找厂里，说是被人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