些玩意儿不行。

但真正为官的时候，学的那些玩意儿基本用不上，还是要靠实践积累。他们是聪明人，自然想过许多种改革措施，尤其是盐政的改革。

但之前都不能用，不敢用。

因为朝廷的首要选择，是稳定。

比如大顺的废漕改海，刘钰当初打定的主意，就是等着黄河决口，淤死运河，不得不走海路。只不过皇帝看到大顺下南洋之后，看到海军已经有保证之后，主动尝试了改革而已。

这属于意外的果决，在刘钰计划之外的意外之喜，本以为要等黄河决口呢。

现如今，盐暂时还没出大问题。

皇帝却在看刘钰的英夷茶税论，眼睛不断往地图上海州、扬州的方向瞟……

似乎，有那么点“一个羊是赶、俩羊也是放”的意思，反正废漕改海之后也要改动，不如一块都改了得了。

但究其本质，却不是这个原因。

盐税。

对前朝大明、大顺的重要性，排在首位的，不只是盐税本身。

而是作为一种“紧急财政”，这才是盐问题这么重要的根本因素。

大明和大顺不能搞国债的原因，刘钰已经和皇帝说过无数次了，皇帝当然也羡慕英国的国债制度，但听了刘钰讲明白简单的利息问题后，就知道纯粹扯淡，只能羡慕。

大顺的税收延续明制，穷的叮当响，一年收那几个子儿，一旦打仗、大灾，顷刻间国库见底。

这时候怎么办？

盐商作为“紧急财政”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了。

盐商“捐献报效”，就是大顺的“国债”。

扬州，就是大顺的“Square Mile”。

盐引，就是大顺的“紧急国债”。

这是比平稳税收更重要的东西。

英国政府为什么能让东印度公司买紧急国债？因为垄断权，奥王继承之战开打前的600万两白银的紧急国债，是用二十年垄断权换的。

大顺为什么能让盐商“捐献报效”？因为垄断权，皇帝去江南转了一圈要修淮河，三百万两白银的报效，就是用盐政垄断换的——想干？捐钱。不捐钱？滚。

而且，大顺在盐政问题上一直维系这种政策，还有个重大的历史因素。

理论上，朝廷缺钱了，也可以加税。

但大顺有明末PTSD，所以对理论上百姓负担不至于完全承受不起的“辽饷”、“练饷”、“剿饷”可谓是“记忆犹新”。

太明白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