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边那点白光，已经从灰蒙蒙的云层里挤出了一道金线。

陈砚舟站在钟鼓楼顶层，风顺着北坡往上灌，吹得他半旧青衫贴在背上。肩带还是没扣，袖口沾着昨夜批文时蹭上的墨迹。他没动，就那么扶着栏杆，盯着远处兵部衙门匾额——四个字在晨雾里浮沉，像一块沉进水里的铁牌。

底下街巷开始有动静了。挑担的小贩推开铺板，热腾腾的蒸笼掀开，白气往上冒；早起上值的官吏三三两两走过石桥，靴底踩着露水啪嗒响；几个孩子追着一只破皮球跑过岔路口，其中一个突然停下，仰头指着楼上喊：“娘！那个是不是陈大人？”

妇人抬头看了一眼，没应声，只拽着孩子往前走，嘴里念叨：“别乱指，那是能随便看的人吗？”

话音落了，可议论却顺着风飘上来。

“听说昨儿外邦使臣都服了？”

“可不是嘛，北狄那个大个子，走的时候抱拳行的是军礼。”

“咱们大周这些年兵强马壮，哪次不是靠陈尚书撑着？”

“你懂啥，人家不光会打仗，连文书规矩都改了。我表哥在驿路当差，现在报信用旗语，三天能跑两千四百里。”

声音断断续续，混着锅碗瓢盆的叮当声，听不全，也不需要全听。陈砚舟只是微微侧了下头，像是听见了什么老生常谈的事，嘴角往下压了压，又很快恢复平静。

他不是第一次听到这种话。

三年前西南平乱，捷报传回那天，街头也有百姓跪在路边烧纸钱谢天恩，说他是“活命恩公”。去年冬修河堤，推行“以工代赈”，流民排队领粮时高喊“青天再世”，他坐在马车上，把车帘拉了下来。

他知道这些话是真心的。

但也知道，真心的话最容易变成枷锁。

人一旦被捧到高处，说的话就不只是话了。一句“我觉得可以试试”，底下人就能当成圣旨去执行；一个眼神迟疑，就会被人解读成“尚书有难言之隐”。他不想当神，也不想当旗杆，让人拿他当风向标插在地上比来比去。

可偏偏，这位置就是你越躲，越有人把你往高处抬。

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指节发僵，右手食指有一道浅痕，是常年握笔磨出来的茧裂开了，渗了点血丝，干了，结成一条红印。左手搭在栏杆上，风吹得骨节泛白。

身体早就该歇了。连着七天没睡整觉，眼睛酸胀得像塞了沙子，后颈僵硬，一转就咔咔响。昨夜在值房写完《外辑·初稿》的批注，合上册子那一刻，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