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刚亮，陈砚舟就出了门。

昨夜那块裹着血字的石头还摆在桌上，布条烧了，灰混在茶里喝下去，喉咙发苦。他没多说一句，秦五也没再问。两人一个守前门，一个盯后窗，熬到天明，眼底都压着一层青。

可讲学不能停。

东市口那间小院，三进三出的老宅子，墙皮剥得像晒干的鱼鳞，但位置好，前后通巷，左右临铺。他花三倍价租下来，当天就让人把“承理书院江南分院”的木匾挂上墙头。没人敲锣打鼓，也没请乡绅捧场，只他自己提笔写了张告示，墨浓纸糙，贴在米行门口、茶棚柱子、旧书摊的架子上。

标题就八个字：税从何来，赋归何处？

头一天晚上，来了十几个人。老的拄拐，少的低头搓衣角，还有几个穿长衫的，坐得笔直，眼神却往门外瞟。陈砚舟不管是谁，也不问来历，只打开一叠纸，念起户部去年的账目——江南七府报灾，朝廷拨银三十万两，实到账十二万；河工捐收了四十七万，官仓记录却无一笔支出。

他声音不高，像在唠家常：“你们交的每文钱，有没有修成堤坝，有没有变成口粮，有没有落到你们手里？”

底下有人开始抖手。

第二天人多了些，三十多个，角落里坐着个穿洗白青衫的年轻人，一直盯着地面，指节捏得发白。陈砚舟讲课时特意扫了他几眼，那人抬头回望，眼里有火，也有恨。

第三天，他改了路子。

不再照本宣科，而是编了个案子：“某地知府以修河为名，加征白银一万两，百姓勒紧裤腰带凑齐，结果河堤三年未动一铲，石料不见一块，民夫失踪二十三人。诸位说说，这钱去哪儿了？谁在背后点头？”

话音落下，满屋寂静。

那个年轻人猛地抬头，嘴唇动了动，又忍住。

课散了，人走得差不多，秦五守在门口，手按在刀柄上，目光锁着街口。陈砚舟正收拾纸页，听见一声轻唤：

“陈先生。”

他回头，是那青年，站在灯影里，脸色发白，但站得稳。

“我叫周生。”他说，“我爹是西岭村的塾师，去年不肯签‘预征三年税’的保结书，被打了二十板子，腿废了。我妈病重，没钱抓药，半个月后咽了气……连口薄棺都没买得起。”

他嗓子哑了，但没停，“您讲的不是假案，是冯炌干的。不光西岭，柳塘、马渡、青禾岗……六个村子都被逼着签了‘河工协捐约’，可谁见过一车沙石运去江边？”

陈砚舟没接话，只示意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