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墨觉得自己的名字和人生拧巴得厉害。

“语墨”，听着该是握笔写些什么的人，至少也该带点书卷气的从容。可他三十五岁的人生，只有握鼠标的茧子和填不完的报表。在市中心那栋玻璃幕墙的写字楼里，他是十三楼行政部最不起眼的那个文员，名字偶尔被人提起，也多半是“哎，语墨，把上周的考勤表再打一份”。

十年了。从大学毕业那天起，他就把那台半旧的单反相机塞进了衣柜最底层，上面压着过冬的棉被，像压着一个见不得光的秘密。父母说“摄影能当饭吃？”，现实说“医药费不能等”，他没资格争辩，只能一头扎进这份“稳定”的工作里，一扎就是十年。

父母走了三年，他肩上的担子轻了，心里的空落却重了。每天下班回到出租屋，对着白墙发呆的时间越来越长。他偶尔会拉开衣柜，相机的塑料外壳蒙着层灰，镜头上的指纹早就被岁月磨平，像他被磨平的棱角。

这天又是加班到九点。语墨揉着发酸的脖子，走出写字楼时，晚风带着初秋的凉意，吹得他打了个哆嗦。路过公司楼下那个锈迹斑斑的旧报箱时，他习惯性地顿了顿——这报箱早就没人用了，里面常年塞着广告传单，他却总忘了把钥匙扔掉。

手指摸到冰冷的锁孔，转了半圈，门“咔哒”一声开了。里面果然堆着几张皱巴巴的传单，他随手想把它们扒拉出来，指尖却触到了一个硬挺的东西。

不是传单。

他抽出来一看，是个牛皮纸信封，粗糙的纸面上，用一种近乎干涸的红墨水写着两个字：语墨。

字迹很怪，笔画歪歪扭扭，像小孩子写的，却透着股执拗的力气，红墨水深得发黑，看着有点扎眼。

语墨愣了愣。这报箱除了他，没别人会开。谁会寄信给他，还用这种老式信封？没有邮票，没有寄件人地址，只有他的名字。

他捏着信封，厚度很薄，里面像只塞了一张纸。回到出租屋，他把公文包扔在沙发上，台灯的光落在信封上，红墨水的字迹在暖黄的光线下，竟有点像干涸的血迹。

鬼使神差地，他拆开了。

里面只有一张泛黄的纸，质地像陈年的草纸。上面同样用红墨水写着字，只有三个，很大，占了半张纸：

想改命？

下面是一行极小的字，几乎要融进纸的纹路里：

明晚子时，城东旧纱厂三号仓库。

语墨的心跳猛地漏了一拍。

改命？

这两个字像针，精准地扎进他心里最软也最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