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社便马上全力开动，将那件阴谋公诸于众，士林方面还没来得及造势，这些人的罪名就已经被敲定了。

而在李府，这件事也成了父子二人谈论的话题，得了李东阳的指点，对于杨廷和等人的心态，李兆先多少也有些了解，可话却不太容易说出口。

“李兄既能为小弟解惑，还请直说无妨。”

“嗯，我爹说过一些话，归纳起来的话，无非就是两层意思，一是习惯了，就如同物理学说的惯姓一样。他们或是习惯了士人的特权，或是习惯了士人在朝堂上的强势，总觉得这些东西是万年不变的，因此对于变化无法适应，所以会做出很多荒唐的决策。”

“此外，就如同立法一样，儒家制度的根基就有问题。新法是立足于保障民众利益，本着国富民强的精神而创立。而儒家却是假定先贤们都是正确的，将其言论奉若金科玉律，不可更改，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确立制度，根基就歪了，建起来的建筑又岂能屹立不倒？”

这些当然不会是李东阳的原话，尽管面对一败涂地的局面，他也在反思，可对于新法的精神，他却没办法一下就接受并理解了，这些话都是李兆先自己总结出来的。

就如同后世的自由宣言一样，儒家也是确立了一个标准，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做增补完善，模式相同，可根本上的精神却不一样。在先贤理论的基础上，可以变更的幅度非常之小，哪怕是如王守仁那样，强调一个知行合一，都会被视为异端。

通晓了谢宏带来的法制精神，再得到了李东阳对儒家的深层次解说，李兆先把士人的心态解释得丝丝入扣。

“儒家传承千多年，先贤大儒不计其数，其言论也同样如此，无论做什么，士人们总是能找到理论依据，总是能打着大义的名分。习惯了，也就越陷越深了，哪怕是损公肥私，先家后国，甚至勾结纵敌，都是可以原谅的，都是能找到理由的。”

长叹一声，李兆先再次提起了杨廷和：“杨伯父可能没有多少私心，只是遵从自幼所学，想要保全儒家道统，可他本就是阴柔的姓子，在这样的体制下，会做出这些行为，其实也在情理之中……”

历史上的杨廷和本就有些古怪，在正德朝，得了正德信任，又高居首辅之位，手下也有党羽无数，他的权势即便和当年的王安石相比，也是不遑多让。若是他想的话，甚至可以跟后者一样，推行变法这种数百年难逢之事。

可是他没有，反是处心积虑的算计起正德来。

正德去应州，他克扣粮饷，试图拖后腿；宁王要造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