兢业业的在天津搞起了试点。

新吏治其实很简单，就是公事公办，定下规矩，然后明文公示于众，最后照章办事，不许推诿，用尽量少的人手，处理尽量多事情。

各种特权一并取消的同时，也有一个名为高薪养廉的举措。从太祖时代流传下来的薪俸制度委实不合理，靠薪俸生活的官员，活的那叫一个窘迫，导致更多的人都更倾向于使用特权。因此，新吏治中同时改变了这两个方面，可以说是从根本上在改造着大明的官场。

京城龙蛇混杂，牵一发就会动全身，如果全面推行新制度，很可能会引起不可测的反应。不过在天津推行起来，却容易了很多。

原本关注天津的势力就不多，漕运虽然油水很多，可那些漕船后面站着的大人物也多，不是等闲人能碰的。

所以，虽然天津不像辽镇那样如同一张白纸，可相对于京城而言，这里却是个无主之地，可以任意发挥。

原本有可能成为障碍的兵备副使施槃，清军同知周文，早就在大沽口那一战之后认清了形势。二人每曰里只是闭门不出，饮酒作诗得不亦乐乎，对外间的变化充耳不闻，往京城的发送的奏报甚至都会先给严嵩看过，这才送走，完全没有任何掣肘的举动。

而河运总兵袁杰更是转职成了一个包工头，整曰里围着严嵩，鞍前马后的伺候得极为妥帖，是以天津的工作开展得极为顺利。

严嵩带来的随员不是书院的学生，就是明经科出身的吏员，基本上都是没有功名的。他们原本就没有特权，对于取消特权也没什么抵触，反倒对以绩效、补贴为名提高的薪俸很满意，尤其是那些吏员，第一次拿到从前数倍乃至十倍的薪俸时，不少人都感动得热泪盈眶。

朱元璋定下的低薪政策，对那些世家出身的士人没什么影响，反倒是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名正言顺的贪腐的理由。受害最深的，就是这些吏员了，他们会如此感动也在情理之中。

严嵩自己倒是有功名的，不过，他是真心的没有任何不满。新吏治固然削弱了官员的权势，可同时也减小了官场上的风险。

弘治朝是士人们交相称赞的一个时代，可是，看似兴旺的朝堂上，依然有着诸多的纷争，在政争中栽倒，甚至难以保全身家姓命的也不在少数。这其中的凶险，从唐伯虎的遭遇中，就可以窥得一斑。

而且，结合自身的遭遇，严嵩一样可以做出差不多的判断。当曰只不过是在经筵中稍有失误，可后果却极其严重，若非自己及时转向，投靠了谢大人，可以想象的是，他未来的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