筵制度变成了一种仪式，因为参与的人很多，显得很盛大，所以，这个仪式也格外隆重，繁文缛节极多。

大体上来说就是这样的流程：皇帝在文华殿面南坐定，皇帝面前放一张桌子，作为摆放书籍之用；对面也有一张，是讲官用的。皇帝坐好之后，与会人员鱼贯而入，分坐两旁，然后讲官出列，俩红袍，俩蓝袍，红袍的讲经义，蓝袍的讲历史。

为啥是四个呢？因为要保持连贯。整个过程中，所有人，包括皇帝在内都要正襟危坐，哪怕皇帝稍微活动一下身体，讲官都会停止讲经，高声质问：“为人君者，可不敬哉？”

其他历任的皇帝如何不知道，正德只经历过他老爹参与的几次经筵，但是，就算是弘治那样正正经经的老好人，其间都被质问过多次。所以，很有自知之明的朱厚照同学是万万不敢召开经筵的，以他那闲不住的姓子，还不是找骂呢？

文臣们倒也没跟他较真，反正教育皇帝的机会多得是，也不差这么个大仪式了，搞那么严肃，皇帝累，大伙儿也累不是？最重要的是，没有大经筵，还可以搞小经筵啊，大学士到乾清宫教育皇帝其实严格来说，也是经筵的一种，只不过不用劳师动众罢了。

这个过程中利益受损最大的是翰林院，其次是言官们，因此，重开经筵的呼声也主要是从这两个地方发出来的。

言官自然不用说，他们就是靠找茬吃饭的，而找皇帝的茬是言官们出名最好的办法，皇帝只要参加经筵，自然就会有种种失态的地方——坐上大半天，任谁他也得活动一下不是？不然手脚都会发麻的，腰也会酸呐。

不过，言官们重开经筵的呼声只持续了半年，到了正德元年之后，他们的素材多到弹劾不过来，哪里还想得起经筵这么点事？因此，还在坚持着要求重开经筵的只剩下了翰林院。

翰林即文翰之林，意犹文苑。自唐代起，朝廷就有了这么个机构，也是在明朝发展到了巅峰，职责是掌制诰、史册、文翰之事，考议制度，详正文书，备皇帝顾问。

说是如此，不过，最关键也是最重要的那个职责，也就是皇帝顾问的职责，是由大学士们担任了，所以，翰林院就只剩下了文书姓的职责，成了一个比较纯粹的学术机构。

当然，虽然没什么权职，品级也低，可翰林院却不是什么冷清衙门，而是大明最高的学术机构，也是最为清贵之选，是阁臣们出身的地方。在明朝当官，若是没在翰林院呆上几年，入内阁，那是想也不要想的，从最初的潜规则到如今，这已经是铁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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