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教育作用也就越大，美学价值也就更高。所以说，一篇没有好的主题的小说，是无法登上大雅之堂的。李师东在《一个新的文学层面的诞生》中评论九十年代的新生代作家时指出："八十年代的文学，是以对表现疆域的拓展的掘进、对表现手段的探索和实验为其显著特征的。与前几茬作家相伴随的是冲突和对抗、张扬和摒弃、试验和沿袭、超前和滞后、创新和守成、反拨和建立等源远流长的话题。直至今天，我们仍然能在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中感受到来自不同思想观念、文化背景的冲撞和对举。""在九十年代新的时空下，这一茬更为年轻的青年作家得以走上文坛，正在于他们明显疏离了前几茬作家习惯关心的话题，而与社会的新的变化和进展保持了同步相向的趋势……把个人的情绪与时代的生活面貌和精神处境勾连在一起，谋求与九十年代社会的契合，体现中国社会新的进展，这正是他们的努力。以一种消解的姿态，达到对文学的整合，以反先锋的方式，回归到朴素的情感姿态，以个人化的方式，进入到文学创作之中，这正是这个新生代作家群的文学用心。"（中国华侨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新生代小说系列"总序）应该指出：小说写作中对材料的分析与科学研究中对材料的分析是根本不同的两回事。

"一个文学作家应当走的‘创作过程‘的道路，是和社会科学家研究过程的道路相反的。""社会科学家所取以为研究的资料者，是那些错综的自然的现象，文学作家的却是造成那些现象的活生生的人。社会科学家把那些现象比较分析，达到了结论；文学作家却是从那些活生生的人身上，－－从他们相互的关系上，看明了某种现象，用艺术手段来‘说明‘它，如果作家有的是正确的眼光，深入的眼光，则他虽不作结论而结论自在其中了。"（《茅盾论创作》第466页）因此，小说作者的分析工作是与自己对人物、事件的观察、感受，对生活的体验、理解结合在一起的，这种分析是理性的，但是它是融化在形象思维中的。

许多小说作者的创作实践告诉我们，有的作品的主题是在人物之前产生的，而有的主题是在有了人物之后才确定的。例如茅盾创作《春蚕》，是先有了主题，"其次便是处理人物，构造故事。"（《我怎样写〈春蚕〉》）而王蒙说他的许多短篇小说并不是先有了主题然后再去写的。他说："《夜的眼》是什么先行呢？是感觉先行，感受先行，是对城市夜景的感受先行。这里头有我个人的感觉，但又不全都是。……《夜的眼》就是写一个长期在农村、在边远地区的人对大城市、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