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行严密而无形的控制。“小政府，大社会”也是为权力控制进行掩护，不是通过常规行政系统，而是把控制过程隐藏在社会活动和事件过程中，这样从政府干预度这点看来，社会是自由的，但是社会实际上被隐形的权力体系控制着，但因为是隐形的，所以大家看不到“不自由”。同样，共济会对于反抗者的处置也包装在自由社会的表象下，他们可能会死在杀人狂、情敌的手下，可能会因为疾病、车祸、吸毒等各种原因死亡，也会因为莫名其妙的罪名而被捕，或受到莫名其妙的干扰而心力憔悴。美国放任枪支、毒品泛滥，黑社会、极端组织广泛存在，也是因为在必要的时候可以灵活借用这些社会力量执行任务，这样好像一切都是社会自身的问题，而不是权力专制的问题。从国际上看，连拉登一类恐怖分子、索马里海盗这些对头其实也都是美国的特殊工具，执行特殊任务，为美国以正义者的身份出场提供机会。其实拉登的超级先辈正是希特勒，希特勒的战争为美国以解放者的身份占领欧洲提供了绝佳的机会和条件。拉登、希特勒这些“不共戴天的敌人”就是有这么奇妙的好处。

共济会的存在方式与其目标理念是统一的。冷酷的理性主义，自负的精英主义，前者造成后者，同时也成为后者的工具。他们以理性工具的强大而自奉为精英，其他的人则只配成为理性的材料，只能被选择、被加工。他们的隐秘就是少数人的游戏方式。他们善于抓住世界的本源，他们更善于抓住人心，他们也懂“得人心者的天下”的道理。但是他们的“得人心”是“控制”，而不是要人“心悦诚服”。他们是以理性看待人心，像科学家对待实验品一样，以完全的理解和掌握为目的，绝不是视人心为我心，否则那就成为感情问题而非科学理性问题。中国文化中的“得人心”，是要以待己之心待人，对己对人一视同仁。“仁”就是人我合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因此，这两种“得人心”的意义是完全不同的。并非说，中国文化不需要理性，不需要科学，而是说理性和科学必须建立在合理的文化出发点之上。

不要惊叹共济会的手段发展成这种让人不寒而栗的方式，关键是要理解他们的目标和动力，这种动力是他们的“智慧”的可怕源泉；而中国人，文化的善良变为对当今世情的迟钝、愚昧和麻木，还深深地迷醉在和平发展的美梦中。可是在共济会看来，连中国人做这种安乐梦都是一场世界灾难（且看奥巴马怎么说）！他们太理解世界的险恶，他们对这危险太敏感，这一点刺激起他们的野心，所以他们才“不得已”地无所不用其极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