役，再加上驿传，四者被合称“四差”。其中以里甲为主干，以户为基本单位，户又按丁粮多寡分为三等九则，作为编征差徭的依据。所谓的“丁粮”，其中“丁”是指十六至六十岁的合龄男丁，而“粮”则是指田赋。徭役制的实行，以自耕农小土地所有制广泛存在及地权相对稳定为条件。每个朝代之初因为之前历经战乱的缘故，会有大量的荒地，因此很容易有产生大量的自耕农——只要开国皇帝不太蠢，而外部环境又不太恶劣，每个朝代一开始都会有一段社会秩序良好、经济稳定发展的黄金时期。

然而令历朝历代有识之士无奈的是，随着经济的复苏，土地兼并就会越来越严重，而地权也会高度集中。仅此倒也罢了，问题是官绅包揽、大户诡寄、徭役日重会造成大量农民逃徙，将导致徭役制度遭受严重破坏。

朱棣对役法进行的改革可以用简单的一段话来概括。

将各州县原来的田赋、各种徭役（按户、按丁、临时的）、各种杂税全部折成银两，统一编派到田亩上，按田亩征银，随夏、秋两税一起征收。其中按户、丁征收的役银只是部分分摊到田亩上，另一部分则分摊到人丁上。

之所以要改徭役为缴纳货币，其主要原因在于劳役无法量化。赋与役的征收及解运期间彼此不一致，而赋内各项与役内各项，其征解期间多亦不同。主持征收及解运的人员，也往往不是同一个人，而是由各种不同名义的人员去分别地负责。如此一来，就很容易滋生官吏的腐败。

“税收制度越简单越好”这句话虽说有绝对化的嫌疑，但毫无疑问，将税收制度简明化，既可以减轻税收成本，又可以减少官吏从中舞弊的机会。虽说朱棣并不打算迁都北京（永乐皇帝之所以迁都北京是为了更好地保障北方领土的完整，而朱棣准备向海外发展，因此若迁都北京则无法满足其战略目的），但是南粮北运的局面却是无法改变的。也就是说，想要维护北疆领土的完整，必然会有大量钱粮运输的现象产生。过去运送钱粮属于百姓的徭役负担之一。各项钱粮皆有它指定的输送仓库，又大都有特定的用途，因此运输距离的远近不同，时间缓急也不同。所以，官吏很容易从中舞弊——假设张三行贿，官吏便可以将缓项以及较近的运输任务指派给张三，使其暂不起解或只是负担费力较少的解运任务；而李四不行贿，官吏则可以指派急项以及较远的运输任务给李四，并且逼迫李四及早起运，进而借机侵欺勒索。

将解运事宜由民间自理改为官府办理后，这样的弊端自然而然就会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