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馀则武弁世爵，若论军国大计，又皆不预；其内外杂职，以儒进者三十之一，不过阅簿书、听讼理财而已。国之存亡，自有任其责者，儒何咎焉！”[134]

张德辉对“辽以释废，金以儒亡”的说法断然加以否认，但他之所答并非忽必烈之所问。所谓“金以儒亡”，是说金朝因过分的汉化而丧失其民族传统，最终导致亡国，而不是说金朝亡于儒生之手。张德辉显然误解了这句话的意思。然而令人奇怪的倒是，张德辉似乎从未听说过这种说法，不过从忽必烈的提问来看，这一定是当时社会上比较流行的一种言论，是当时人对辽、金两朝国祚倾覆的历史经验的总结。

历史记载表明，金朝之亡国，并不是由于君王的无道、政治的腐败、吏治的衰弊。金朝的末代皇帝哀宗完颜守绪是一位勤勉有为、励精图治的政治家，在他亡国之后仍受到人们的普遍赞扬。刘祁在总结金朝亡国的原因时说：“末帝非有桀纣之恶，害不及民。”[135]金末进士、后仕元至翰林学士承旨的王鹗，在《汝南遗事》卷四“总论”中列举了哀宗的许多德政，对他评价甚高，谓“虽未洽于太平，亦可谓小康小息者矣。属天开一统，地入大朝，遂至灭亡，犹足称颂”。以一位亡国之君，尚且可称“小康”，尚且“犹足称颂”，这评价不可谓不高。郝经在一首咏史诗《汝南行》中如此评价哀宗：“天兴（哀宗年号）不是亡国主，不幸遭逢真可惜。十年嗣位称小康，若比先朝少遗失。”[136]诗中充溢着惋惜之情。历代亡国之君大都是遭人唾骂的，大概只有金哀宗和明崇祯皇帝才是例外。

总的来看，金朝末年的政治尚属清明。金源一代，仅发生过一次比较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即宣宗时期的红袄军起义。这次起义距金之亡国尚有二十年，没有给晚金的国势带来直接的影响。金末的内政给人们留下了比较好的印象，《金史》卷一一九“赞”曰：“金之亡，不可谓无人才也。”这可以代表元人的看法。尤其值得称道的是金末的吏治，金朝遗民杨宏道在金亡以后写下过这样的诗句：“兴定纪年后，治道日修饬。县令选尤重，非人莫轻得。”[137]兴定（1217—1222年）是金宣宗的年号，“兴定纪年后”主要指的是哀宗一朝。哀宗时期的吏治何以会赢得人们的赞许？《金史》是这样解释的：“至哀宗正大元年，乃立法，命监察御史、司农司官，先访察随朝七品、外路六品以上官，清慎明洁可为举主者，然后移文使举所知，仍以六事课殿最，而升黜举主。故举主既为之尽心，而被举者亦为之尽力。是时虽迫危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