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祠于上京纳里浑庄，岁时致祭，令其子孙拜奠，本路官一人及本千户春秋二祭”。[114]又据《金史·章宗纪》载，自承安二年（1197年）四月起，“亲王宣敕始用女直字”。这样做的目的自然也是为了督促女真贵族子弟学习和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

在涉及女真民族传统的问题上，章宗的倾向性是很明显的。承安五年（1200年），朝议拜礼当从汉制抑或女真制，当时主要有两种意见，部分汉官主张“凡公服则用汉拜，若便服则各用本俗之拜”，女真官员则主张“公服则朝拜，便服则从本朝拜”。最后由章宗定夺，“上乃命公裳则朝拜，诸色人便服则皆用本朝拜”。[115]也就是说，不论什么民族，只要是着便服都必须使用女真拜礼。泰和五年（1205年），“诏拜礼不依本朝者罚”。[116]显见是重申承安五年的定制。在女真人已经普遍趋于汉化的金朝中后期，统治者仍一如既往地坚持对汉人实行薙发左衽的政策，强制汉人接受女真礼俗，这说明他们对女真人过分汉化的现状怀有一种深刻的危机感，因而失去了民族自信心。

为了使女真人保持其传统的尚武精神，章宗也煞费心机。明昌初设置的诸路提刑司（后改称按察司），其职掌为：“镇抚人民，讥察边防军旅之事，仍专管猛安谋克，教习武艺及令本土纯愿风俗不致改易。”[117]其中上京、东京两路提刑使、副兼安抚使、副，“安抚专掌教习武事，毋令改其本俗”。[118]金朝的提刑（按察）司前后只存在了二十多年，从它的职掌来看，其中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维护女真的民族传统。

世宗当初创立女真进士科，其本意是要推广女真大小字，加强女真文化建设，但出乎意料的是，到了章宗时代，女真人竞趋此途，越来越多地丧失了其传统的尚武精神。如赤盏尉忻，上京人，“当袭其父谋克，不愿就，中明昌五年策论进士第”；[119]又完颜仲德，曷懒路人，“少颖悟不群，读书习策论，有文武才，初试补亲卫军，虽备宿卫而学业不辍，中泰和三年进士第”。[120]这样的结果显然违背了世宗的初衷。为了对这种趋势加以遏制，章宗制定了一系列补救措施。承安二年（1197年），“敕策论进士限丁习学，……若猛安谋克女直及诸色人，户止一丁者不许应试，两丁者许一人，四丁二人，六丁以上止许三人”。[121]“限丁习学”的规定，最直接的目的当然是要保证猛安谋克军队有足够的兵源，这是在当时女真人纷纷弃武习文的情况下不得不采取的一个限制手段。此外，章宗时对